这不是乔治·奥威尔笔下的1984，对于前东德人来说，它只是柏林墙倒塌前普通的一年。著名导演杰思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，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，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自杀身亡，他的朋友，剧作家德雷曼一向对专制制度采取妥协态度，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，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。
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另一个人，让他满眼热泪。德雷曼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他是STASI（前东德国家安全局）的特工威斯勒，此时正在德雷曼公寓的顶楼上执行窃听任务。
威斯勒和德雷曼是德国电影《窃听风暴》的主要角色，这部影片的另一个译名是《他人的生活》（THE LIVES OF OTHERS）。据统计STASI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正式工作人员和六十万非正式人员，也就是说，前东德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专职或兼职的安全局特工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威斯勒一样，对专职制度深信不疑，认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。威斯勒是个审讯和窃听专家，在文化部长的授命下对德雷曼的家进行窃听。他可以听到一切，艺术家和他的朋友们关于艺术和社会现实的讨论，艺术家和妻子间隐秘的对话，以及，更隐秘的东西。个人生活几乎是空白的威斯勒在窃听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。
流泪的情景是比较明显的迹象，真正的变化也许开始得更早。
后来，德雷曼为西德媒体撰写文章，披露东德的社会问题，威斯勒则申请独自执行窃听任务，暗中保护这位艺术家。威斯勒背叛了自己的工作和信仰，也为此付出代价。影片结尾，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，剧作家给素未谋面的威斯勒一个温暖的惊喜，整部影片也给了观众一个温暖的惊喜。
《窃听风暴》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，它在“德国奥斯卡”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，并获得最佳影片，最佳编剧，最佳导演，最佳男主角，最佳男配角，最佳摄影，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，平了1999年《罗拉快跑》的记录。现在，人们已不再谈论它在各个电影节上获得的好评，只等着看它能否捧得金球和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。
这部风格成熟老练的影片是一位33岁导演的处女作。弗罗里安·亨克尔·范·多纳马克，一位有着文学、政治学、哲学和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电影人，在《窃听风暴》之前，他只拍过一些短片。西方评论界一致认为，《窃听风暴》最成功的元素是范·多纳马克花四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剧本。他的剧本继承了德国戏剧结构严谨、节奏从容的传统，人物性格，故事情节和影片主题有条不紊地层层展开推进，逐渐显露出政治悬念片和人性剧情片的气质。
影片真实地营造出八十年代东德城市空荡、灰暗的视觉基调，画面风格是德国式的简洁，和谐，克制。摄影，配乐，剪辑等技术环节体现着一种毫无炫技之感的高水准，看片时你几乎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，只感受到这些技巧所达到的效果。
演员表演的成功也是《窃听风暴》的出色之处，特别是扮演威斯勒的乌里希·穆赫。这位来自前东德的演员对片中表现的历史深有体会，他在结婚多年后发现妻子竟然是STASI派来监视他的特工。影片中他的眼神和表情自始至终变化很少，但是表现出的内心活动却丰富细腻准确，就象精确计算过一样。
在德国，《窃听风暴》带来的影响超越了电影范畴，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给予它极高评价。看《窃听风暴》，谈论《窃听风暴》，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两德统一后的十几年里，STASI的所作所为从未被公开提及过，由于前东德公民对过往历史怀有复杂的情绪，凡是对前东德政权的批评都被认为伤及了他们的感情，因此，直到三年前才出现象《再见，列宁》这样的涉及前东德政治的影片。而《窃听风暴》让这个国家第一次集体面对这段历史。
美国专栏作家卢比·里奇认为，《窃听风暴》以复杂的角色引领观众深入到复杂的命题中，在感人的同时让观众思考，它给美国电影人好好上了一课，而这一点，影片导演那英年早逝的德国同胞法斯宾德也曾经做到过。
法斯宾德说过：“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，这听上去很难接受，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。”
苦难，美丽，深刻，这些，《窃听风暴》都做到了。而且，它把美丽留到了最后。
